1997年，木梯岩和附近的几个社依旧未通电，人们的生活受到很大限制，照明设备还很原始，煤油灯成了夜晚的星光，点亮那个年代独有的记忆。使用煤油灯有很多缺点，光线暗，易被风熄灭；这些都是儿时的恶梦，在那个年代，煤油灯就是一个符号，一个背负着贫穷与落后的符号。
那年冬天在记忆里显得格外的悲凉，腊月的寒冷将整个季节拖向了年尾，晚上我还在赶写我的作业，放置在桌上的煤油灯竟不知何时被打翻，也不知是怎样被打翻，煤油顺着桌面瞬间带着一团火将我吞噬，我惊慌失措，双手不停的想把身上的火抓掉，我奋力呼救始终没有人听见。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开门出去才有机会活下来。往后的事我已无从知晓，等我意识有些清醒的时候火已经灭了，很多人围在我周围，身体已经麻木得感觉不到一点疼痛。妈妈哭着，着急的把我背着就往镇上跑，我的脸贴在她的后背，感觉到她的抽泣从心脏传来的颤抖，我感觉到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在流血，呼吸慢慢的变得困难，暴露在空气里的伤口，渐渐的随意识的清醒而越发疼痛。那疼痛在我身体里爆发着，每一寸皮肤都感觉被无数的毒刺穿透。
当时雨河镇还没有一家正式的政府医院，零星的几个诊所坐落在这个贫瘠的小镇上，妈妈拼命的敲诊所的门，换了一家又一家。
“有人吗，求求你开门啊医生！有人吗？”妈妈的哀求在午夜的街道回荡着。“韵泽，你听见妈妈说话了吗，别睡觉，一会儿医生就开门了，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！”
“韵泽，不要睡觉好吗，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，顺芝，他颈子在流血，得快想办法，快点！”我闭着眼感觉到了伯娘揭开罩着我的被单。她随后有问我是不是很疼。我模糊记得他们的对话，但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。我感觉自己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休克让我陷入昏迷，等我再次有意识的时候，那种疼痛又跟着意识接踵而来，我躺在病床上，双脚被束缚，床头的挂架上倒挂着几个输液瓶。那液体在灯光里一闪一闪的掉落，伴随着阵阵冰凉流进我的身体里。那几个日夜，身体浮肿得厉害，妈妈每隔几个小时就得给我擦药水，我只有在疲惫中才能闭上眼睛，却在疼痛中再次醒来。
父亲从景洪赶回来的时候夜已深，那晚他和妈妈吵架了，他表情严肃的一遍遍的质问着妈妈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没有看好孩子。母亲没有回答，只是坐在床头沉默，父亲极不耐烦将桌上的杯子掀翻在墙角，玻璃杯被摔得粉碎，那一刻，我的世界就像那只杯子，破碎不堪。父亲脸上的经脉被愤怒充了血，他狠狠的瞪着妈妈，似乎随时都会冲过来将妈妈暴打一顿，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是不会这样对妈妈的，他们相敬如宾。我突然害怕那一幕会在我眼前发生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将头奋力的拧朝墙壁，那种心里的疼痛和身体的疼痛同时撕裂者我，也撕裂者一个原本普通的家庭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，那种绝望在我的眼睛里和脑海里蔓延，模糊着我的视线。父亲和妈妈最终没有打起来，妈妈却和我哭成了一团。妈妈小心翼翼的给我擦眼泪，不停的解释说，她和爸爸只是说话大声了点。我撕心裂肺的哭着，任无助和恐惧冲破由来已久的坚强。
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两个礼拜我都吃不下任何东西，每天只能输营养液。我呼吸和心跳也是正常人的两倍，妈妈曾试图将我扶起来，可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并不是我不想坐起来，而是只要稍微坐立我就会立刻感觉头痛头晕，呼吸和心跳就会不自觉的加剧。那种感觉特别的痛苦。无奈，妈妈只好又将我放躺下，她每天都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吃些什么，成了她每天必做的事，可我每次都会让她失望。在那段时间，妈妈会尽可能的用勺子喂我一些牛奶和粥。告诉我说只有多吃些才好的快。因为长时间的平躺，我后脑勺留下了一个食指头大的疤，疤好后那个地方从此没有了头发。
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，在我躺在病床的日子里，不知错过了几场雪，也不知错过了几个晴天。我记得妈妈说过下雪过年是个好兆头，来年会风调雨顺。我想，或许老天应该是有所眷顾，让妈妈在那场意外里及时救了我。出院那天是腊月二十八，医生送我们到新街分叉路口，爸爸对他说了很多客气的话，还给他买了一条很贵的香烟。我被宽大的新衣服包裹着，临别时医生蹲在我面前，帮我戴好口罩，说我是个坚强的孩子，以后要好好读书，微笑面对生活。
那年的雪一直下到除夕，雪花寂静的摇曳着，散落在整个灰蒙蒙的天空，它们在孩子们的吵闹里，或悲伤或欢乐。窗外的晾衣杆上，偶尔会有寻食的鸟儿落在上面。弟弟会用石头丢他们，鸟儿受到惊吓便敏捷的飞走了。弟弟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，讲学校的雪人和雪仗；如果窗外有人招呼他，他就不再给我讲下去了，一溜烟就消失在窗前，留下嬉笑在空气里，在满天飞舞的雪花里。妈妈是不会允许我单独出门的，她严厉的警告我，雪风会冻坏我身上的伤。如果那样，她就不会再管我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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