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岁以前的记忆很破碎，我经常被爸妈寄养在外婆家，那时候总有人跟我说我已经被父母抛弃，因为年幼我常常信以为真，那时候唯一感觉庆幸的就是外公外婆都很疼我。
 

     外婆家在一个左右环山的寨子里，名叫岩方沟，记忆里，外婆家有一头很温顺的老黄牛，无论我怎么对它调皮，它都非常温顺，黄昏时分，夕阳总是从高高的白桦树林间落下，老黄牛会在我的贪玩中悄悄地溜回家，舅妈常取笑我说，别人都是人放牛，而我却是牛放人。后来老黄牛卖了以后，我便少了乐趣。
 

       我喜欢冬季的岩方沟，大雪封山的时候，舅舅会去荒山下网套灰兔，他说过好几次要带我去的，可是最后他都食言了，他说荒山有野兽，专吃小孩。
 

      1996年夏天，父亲去接我回家，在外公外婆的挽留里，我毅然跟着爸爸走了，我着急想戳破一个不实的谎言，我并不曾被遗弃，我是个有父爱的孩子。

    外婆家门前有条幽静的马路，繁茂的青草常常霸占了一半路面，只剩路中央深深浅浅的车辙。除了赶集的马车，很少会有汽车路过，如果是晴朗的傍晚，总会有那么几声清脆的马蹄声回荡在墨绿的山崖，静谧而荒凉；如同我的童年。

    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两公里，穿过一片茂密的杉木林就接上了镇雄县到威信县的公路。96年的时候，镇雄至威信的公路还没有硬化，路面常常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洼，我坐在一堆麻皮口袋上面，父亲一手扶着我一手拉着扶手；中巴车像个喝醉酒的老头左右颠簸着。
 

     经过一小时的折腾，车子在雨河镇放下我和父亲，雨河镇上有两条并不宽敞的街道蜿蜒交错，每逢赶集的日子，街道两旁，路边摊给两条原本拥挤的街襄了边，镇雄到威信的公路穿行其中，嘈杂不堪；有点老电影里印度的样子，而我的家，往西南方向顺着雨河镇到小落脚的乡道还要走40分钟。我有些痛苦的迈着步子，我很希望父亲能痛快的一把将我撂在背上，可是父亲却没有，从我记事起，一次也没有。 

到家时，妈妈却老远的就喊我的名字，我有些僵硬的回答着。我记不得自己和这个家到底分隔了多久，或许一年两年，或许更久，我只知道我有两个弟弟，他们看我就像看到了一个陌生人。
 

      在我们家厢房的里屋里有一个很高的立柜，里面有个抽屉常年锁着，不常打开，那里面有一叠照片和一些很重要的东西，有一张照片我记忆犹新，那是一个穿着黑白格子上衣的小男孩，打着一把伞，身后是一片碧绿的竹林。母亲说，那个孩子是我，她说我是个漂亮的孩子。我还见过一张我和爸爸妈妈的合影，妈妈很漂亮，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，爸爸一身蓝色的中山装，有点严肃，那时候，他还没有发胖。

      偏远山区这个词每次一听到，总会觉得它和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听奶奶说过，文化大革命时期，爷爷举家至此，后来有了我父亲，还有几个姑姑和叔叔伯伯。说起爷爷的时候奶奶一脸的骄傲，她说爷爷在世的时候是个德高望重的人，相邻几个村的事都由他张罗，人们也很愿意找他。而这当中却有一件遗憾的事，爷爷意气风发的时期，很多人推举他当县长，谁怜爷爷却是个孝子，当时曾祖父年事已高卧病在床，爷爷不肯去县城。只因爷爷那一代遇到了严重的疫情，爷爷的几个兄弟便早年夭折，他成了家里的独子，家里就只留下他唯一幸免！奶奶常打趣说，若不是命运捉弄，或许我们早成了城里人！

     1996年秋天，那年我六岁，我走进学堂上学。离家20分钟山路，学校是几间破旧不堪的瓦房，坐落在一个山坡上，瓦房因常年失修而导致一下大雨，雨滴就会从房梁上掉下来。教室的墙壁很脏，粉刷的石灰已脱落得所剩无几。窗户没有玻璃。几张厚胶纸和几块竹片钉在一起，透光性很差。我尤其讨厌冬天。寒风会在几张胶纸的缝隙吹进来，特别的冷，那风声小的时候很悦耳，像草原的牧笛，像四月路边的蒲公英。那风很大的时候，像午夜的狼嚎，像电影里恐怖的山谷。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，昭通地区冬天多雾且冻雨较多，气温普遍零度左右。学校里的伙伴们个个都长了冻疮，无一幸免，所以儿时总感觉冬天特别的漫长。
 

     春天微风拂面的时候，瓦房周围野生的李子树也跟着开满了白色的小花，吸引着无数的蜜蜂和蝴蝶。那风里满是香甜的味道，老师会带我们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，夏天的玉米长势很旺，酷热的中午，知了便会在玉米林里找个高高的枝头高歌，一曲接着一曲，常常抢了老师的风头。如果它们唱完一曲不走的话，老师会放下手里的课本，出门抓起一把泥朝窗户外面那片玉米地撒去，知了只好夺命而逃。
 

    这个学校一共只有四个年级，最多的时候只有两个老师，学生加起来也就几十个人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。我们没有红领巾，没有音乐课，也没有美术课和体育课，因为那里没有操场。只有一个百十平米的土坝坑洼不平。老师通常用方言给我们上课，每天早读的时候，那方言式的朗诵听起来奇怪而滑稽。
 

      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是我有个很严厉的父亲，印象里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在夜晚，因为默写出错，他用皮管狠狠的打我。但父亲却是个爱恨分明的人，期中考试我满分，他很爽快的给我买了一套新衣服，期末考试依然如此。在那个年代，孩子一般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服，而我可以有几套，衣服渐渐多了，稍微冒个子就不能穿，所以旧衣服就只能留给弟弟，时间一长，叔叔婶婶们就替弟弟打抱不平，抱怨父亲偏爱于我。她们因为怜悯弟弟而渐渐的疏远我，那时候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弟弟万人疼，而我只有爸爸妈妈疼。我却倔着不肯认输，索性高傲的顶撞到底。越是这样，叔叔婶婶们就越是讨厌我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小小年纪便不服管教，任性胆大妄为。直到某天我哭着告诉妈妈叔叔婶婶们不喜欢我，妈妈却微笑着说，我还是个孩子，不应该有这种想法，叔叔婶婶只不过是开玩笑。
 

1996年冬，印象中那年下了很大的雪，厚厚的白雪将我们家的瓦房盖成个白色的蒙古包，竹叶被冰雪镶上了水晶边，美丽得像一座冰雕。在竹林前，照相的师傅朝我们喊：左边一点，对，好，保持微笑，不错。

    过了两个礼拜照片拿到了，妈妈说我表情有些严肃，要是再自然一点就好了。我却不自觉地想起那个撑着伞的小男孩，身后是一片碧绿的竹林。我仿佛再次听到妈妈说那是我两岁的时候，她说长辈们那个时候最喜欢带我照相。没曾想那年冬天却在记忆里定格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照相。